看過電影《十年》，也參加了7/9晚上在中山堂舉辦的《十年》焦點對談。
說來好笑，只要想起《十年》的某些片段，聽了導演們拍攝《十年》的理念和想法，我就忍不住想哭。
不開玩笑，現場頻頻拭淚的人就是我，我也不曉得什麼原因，但就是有股濃濃的悲哀和感慨化作眼淚拼命往外衝。
電影分為五個短篇，《浮瓜》、《冬禪》、《方言》、《自焚者》、《本地蛋》，以十年後的香港做為故事的想像起點，五位導演分別拍出了他們心中一個不想見到的未來，蘊含著對香港未來的擔憂與期許，直白的控訴與抗議各種社會現況，絕對發人省思。
《浮瓜》是黑白映像中開啟的黑金政治；《冬禪》用超現實的故事點出對保存消逝事物的擔憂；《方言》藉說不出口的「國語」說出了社會小人物的悲哀；《自焚者》以偽紀錄片的方式道出了栩栩如生的真實；《本地蛋》隱喻了下一代孩子們的生活，你想留給下一代怎麼樣的未來？
每個故事都像一道劃在手臂上的刀口，你若遠遠的看，只不過是看到一抹無傷大雅的鮮紅；但當你湊近仔細的看，甚至將那傷口狠狠的挖掘，你會看到許多痛入骨髓的血肉糢糊，那種令人難以承受卻又必須承受的傷痛，擱在那等待著每個人的行動，看是坐視不管任其腐化潰爛，或者積極治療找尋一絲奇蹟。
那是個太龐大又太沉重的寓言，所有民主社會的人們都有可能面臨到的極權威脅與壓迫，讓我每每細想就眼淚直流。
關於座談會，讓觀眾得以窺見一點電影從製作到放映的危機與轉機，更能深刻體會香港如今面臨的困境與導演對未來的期盼。
以下節錄幾個導演和觀眾問答的片段。
黃飛鵬：「要是我們想要一個更好的社會，其實最低的要求是我們有沒有變成一個更好的人。」
關於香港的社會運動抗爭他認為是一個長久的、甚至好幾個世代的過程，期盼香港人「不再迷信群眾運動一次就可以成功。」
談論到對香港前景的看法時，周冠威說他「對香港的前景非常不樂觀」，但提到這部電影的誕生，讓香港人有了一些進步，「讓香港人可以表達他的恐懼。」
《十年》拿到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，其實意義早已不在獎項本身，而是讓他們知道他們「不孤單」，還是有很多人認同這些普世價值的理念，希望捍衛和爭取自己有的權利。
最後總結香港的前景：「雖然覺得悲哀，但也是積極的。希望香港人一直維持為時未晚的態度。」
有一個觀眾用粵語提問，我聽不懂他問的問題，但從導演的回答大概是問電影裡用了哪些現實參考吧？
郭臻導演的回答是，雨傘運動發生在他們拍攝過程期間，關於他們電影呈現的未來，「我們描述的情況已經陸陸續續在發生了」，語畢還自嘲了一句也許是他們的想像力不夠吧。
一位觀眾提出質疑，表明杜琪峰、陳果等導演的電影可以在極高的藝術價值中包裝對社會議題的反思，問《十年》的導演為何採用如此直接的方式拍攝，是否如同一些評論家所言，《十年》缺乏藝術，比較像是社會運動的宣導電影？
周冠威跳出來回覆，因為他所導的《自焚者》算是其中最直白抗議的短篇了，他說起自己以往的拍片風格並不是如此直白，「但這一次有非常強烈的動機想把他講得清清楚楚」，接著說了一個小男孩與馬路的比喻：小男孩馬路當前快被車撞了，你會跟他說「馬路危險，別去！」還是「馬路如虎口」這種文謅謅的委婉表達呢？當前香港的處境已經危急到必須講得清楚直白的時候了，這就是他選擇用直白的方式呈現的原因。
一位令現場所有人都尷尬無語想給予噓聲的觀眾，啦啦雜雜講了一堆，還把自身的工作背景和對大陸人的歧視無限輪迴的滔滔不絕，最後被主持人與黃飛鵬導演插話打斷：
「我想我聽懂你的問題了，你想問我們是不是瞧不起大陸人？」語畢全場觀眾拍手稱好，幸虧台上漂亮的截斷了這位觀眾又臭又長的發問。
導演清楚明白的說他們沒有、也不會瞧不起大陸人，只是兩邊的「法治觀念有些不一樣」，關於一些價值觀的衝突，因為不認同，所以站出來反對、反抗。
後面觀眾詢問到《方言》相關的問題時，歐文傑導演除了闡明他對家鄉語言的感慨外，也承襲上一個是否瞧不起大陸人的問題回應：「不是排擠普通話，只是很想守護廣東話。」
有位身為教師的觀眾，說出的感言除了讓幾位導演頻頻點頭贊許，也讓全場拍手道好。
他認為《十年》這部電影其實不是單指某一政權，而是在捍衛許多重要的普世價值，任一個國家只要在施政上違背了這些普世價值，都會走到專制獨裁的極權一路，所以這是一部所有民主社會都應該看的、非常好的電影。
最後總結吧，如果論娛樂性而言，《十年》其實不能說是一部「好看」的電影，但若討論一部電影所能影響的社會價值，它絕對是部「必看」的電影。
每篇故事、每段劇情雖在說香港，卻也沒有一處不指著台灣。
如果你也和我一樣，在看著電影的過程不知不覺就掉下淚來，甚至一思索情節所承載的沉痛就忍不住擔憂哭泣，那就太好了。
不要將現今擁有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，要珍惜並勇敢的保護那些你認為對的價值觀。
真心推薦大家去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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